和去年春節檔《長津湖之水門橋》最后一部加入戰場不同，《無名》的官宣發生在東方衛視的跨年晚會上。王一博說出他的新年計劃時，《無名》進軍春節檔正式塵埃落定。

博納沒有為《無名》安排首映式和提前觀影，于冬說，對于這樣的一部諜戰片，他想把懸念保留到最后一刻。影片正式上映后，博納馬不停蹄地為《無名》組織了多場全國路演。于冬認為路演不是目的，但路演可以為春節檔和電影市場拱一拱熱度。

博納、程耳、梁朝偉、王一博、諜戰片，《無名》的主創組合大部分觀眾初看恐怕都會感到困惑：程耳一直以來的閃回式敘事風格，能否和諜戰片類型所契合？

于冬則非常自信：“這一次博納和程耳的結合，把一個藝術片做成一部商業片，叫商業藝術片，又一次實現了中國電影的創新表達的突破。”

停拍、重啟、補拍、定檔，一部電影上映所要經歷的波折，《無名》一樣不落，人們可以想見博納在操盤整部電影的過程中經歷了什么。上周三，娛樂資本論在《無名》的北京見面會上見到了影片的總制片人、博納影業CEO于冬。

在這次訪中，于冬聊到最多的還是程耳。作為于冬北京電影學院的小師弟，二人的關系無需多言。從于冬的口中，我們能夠勾勒出工作中的程耳具體會是怎樣一個形象。

“希望今年春節檔大家都好，聯手突破100億票房”，這是于冬在2023年春天最為樸素的愿望。

圖片紀念無名英雄，

 

中國電影離不開諜戰片

諜戰工作，講究的就是隱蔽身份，徹底消失于歷史之中。諜戰片的作用，就是要挖掘這些無名英雄。

于冬很喜歡諜戰故事。他告訴小娛，《無名》創作的初衷就是要拍攝一部反映特殊年代隱蔽戰線無名英雄的電影。

“你的名字無人知曉，你的功勛永垂不朽。”這段無名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，成為了影片片名的來由。

 

在于冬看來，近十年出彩的諜戰小說和劇本都被拍成了電視劇，除了14年前高群書執導的《風聲》之外，電影作品在表現地下黨和隱蔽戰線工作者這個選題上是稀缺的。

自1949年以來的中國電影歷史中，諜戰片一直沒有缺席?！堆虺前瞪凇?、《保密局槍聲》、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和《與魔鬼打交道的人》，這一部部諜戰片滋養了一代代中國電影人。

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中，孫道臨飾演的李霞和紗廠女工何蘭芬本是一對假扮的夫妻，協助黨組織收發電報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李霞和何蘭芬相愛了。

《無名》中同樣有著類似的設定。周迅飾演的陳小姐雖然是何主任的妻子，但與其一同行動假扮夫妻的張先生還是愛上了她。只是這一次，陳小姐拒絕了張先生的愛，而這次拒絕從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張先生背叛革命。

 

正是看到了諜戰片的價值，于冬才會為這種類型在中國電影市場的鮮少感到擔心。最終，于冬向電影局申報了這個選題，想要讓諜戰片再現大銀幕，這種想法也得到了電影局的支持。

《無名》的歷史背景究竟要選取哪一個時間段，也是制作方頭疼的事情。尤其是程耳導演的前作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已經涉及上海淪陷期間的歷史背景，兩部影片能否做出區隔就顯得至關重要。

于冬告訴小娛，1937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，這8年時間的上海主要分為兩個歷史階段——一個是淞滬會戰后日軍占領上海，另一個則是日軍轟炸珍珠港后進駐上海公共租界。這兩個時間段的主要區別就是租界區有沒有被日軍占領，以及青幫對于租界區的管控力度。

“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下，共產黨的隱蔽戰線上的工作危機四伏。這些英雄們的故事，其實是具有戲劇張力的。程耳這一次要面對的是更加宏大的命題。它牽扯到的是國家英雄如何把侵略者趕出中國，又深陷各方勢力的漩渦中。所以，《無名》比起程耳上一部的青幫故事要更具家國主題和英雄主義主題。”于冬說道。

溝通超半年，

民國歷史控為剪片吃住在公司

為什么選擇程耳？這恐怕是所有人最為關心的問題。

程耳是于冬的一個艱難抉擇。如果按照近年來博納的創作思路，劉偉強或許是更為適合完成這樣一個諜戰故事的。香港導演只需要一個足夠完整的故事，就能把懸疑感、節奏、商業性快速完成，實現博納構想中的諜戰電影。

工期這件事兒上，程耳看上去似乎毫無優勢。第一部《邊境風云》到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，程耳用了4年。到了《無名》，程耳又讓人們等待了7年。“程耳是一個個性化很強的導演，個人風格極其鮮明。他不是一個按時完成作業的導演（笑）。即便答應你明年交片，他也不一定真的交片，會拖很長時間”于冬坦陳。

 

不過，于冬還是和程耳聊了半年《無名》這個項目。這半年的時間，是于冬逐漸了解程耳內心世界的過程。于冬發現，程耳對于民國歷史是非常熟悉的。尤其是民國時代著名歷史人物，他們所做出的各種關鍵決定，每個人之間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，程耳都了如指掌。

民國歷史的積累和通曉程度，是于冬下決心邀請程耳來執導《無名》的原因。而這些非常細致的歷史細節，也早已融入到《無名》的劇本創作中。

影片末段，葉秘書從上海移居香港，見到了王隊長的家人，并親自享用了一鍋醉蝦。葉秘書和王隊長家人的對話里，曾經表示過因騷亂從九龍搬走。這個細節也是有史可查的。1946年，香港九龍曾經發生過葡萄牙警察踢死街邊小販的事件，從而引發了油麻地地區的騷亂?！稛o名》正是由這些細密如匝線的歷史細節所構成的。

博納對程耳的要求也非常簡單，那就是保留程耳閃回式敘事風格的前提下，融入更多商業元素，盡可能地加入通俗性。

于冬希望程耳在《無名》里能夠加入多一些槍戰戲以及追車戲，甚至是追火車的戲份。但于冬心里也清楚，講得再多程耳也不可能全盤接受。對于一個有個性有主見的導演，所有建議最后還是要有選擇性地吸取。所以，于冬對于程耳給予了極大的創作空間，他開玩笑地表示“預算沒有上限，不要求交作品的時間”，就是希望希望程耳能夠不留遺憾。

談及和程耳工作時的感受，于冬認為程耳能夠讓他看清楚，一部精致的電影是如何打磨成型的。只是一個簡單的電影打板，都蘊藏著諸多拍攝的門道。

一般而言，大部分導演的工作習慣是場記先進行打板，演員開始表演，攝影師跟隨著演員的表演進行運鏡推軌。程耳的片場不是這樣的。他的拍攝現場一般非常安靜，演員進入狀態之后攝影師開始拍攝。這場戲演完之后，場記再上去打尾板。

程耳向于冬解釋過，他很怕開頭的打板會打斷演員已經醞釀好的情緒。演員的情緒不被打斷，才能夠讓每一個鏡頭有機會精益求精。

程耳有一家屬于自己的后期剪輯公司，他的機房永遠只有一部電影正在被剪輯，那就是他自己的電影。如果去別人的后期公司和其他電影一起排隊，程耳導演作品的工期恐怕還要進一步延長。

為了打磨《無名》的后期制作，程耳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睡在自己的公司里。每天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剪片子，困到不行了才休息。于冬說程耳不想出來吃飯和應酬，因為那樣會打斷他的工作狀態。得益于這種近乎狂熱的工作狀態，程耳至今還沒有感染過新冠。

在逼自己一把上，程耳和很多導演一樣熟練。于冬告訴小娛：“《八佰》上映前，管虎導演跟自己較勁不抽雪茄了。程耳說，我能把什么戒了？最后他決定，這電影不上映之前就不喝酒，等《無名》上映那天，再和我喝酒。雖然他酒量不行，但也總算是逼了自己一把。你也能看出，他是對自己有嚴苛要求的一個人。”

7年厚積薄發，

《無名》是博納和程耳的一次升級

《無名》對于博納和程耳本人都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。

對于程耳，《無名》是一次制作規格上的升級。處女作《邊境風云》的成本只有1000萬，到了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就已經上升至億元大關。這次《無名》又上升至3億成本，是程耳的一次全面升級，也是他7年厚積薄發的成果。

對于博納，《無名》是一次制作思路上的升級。如何面對今天的觀眾是于冬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。于冬希望能夠呈現出一部不一樣的中國電影。從《智取威虎山》開始，博納拍攝了許多主旋律題材影片，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，那就是他們一直在尋求題材和類型上的突破。

博納在創作主旋律題材的過程中，有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，就是盡可能把主旋律題材納入到類型電影中。類型片擁有更好的電影語言和視聽節奏，和主旋律題材結合到一起往往能誕生出創新表達。

程耳電影的敘事風格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閃回式敘事。它大量依靠觀眾的腦補，所以很多觀眾會獲得解碼的快感。沒有相應觀影經驗的人很容易蒙圈，等到后面閃回時才知道前一場戲講的究竟是什么。閃回敘事的方式樹立了程耳獨特的創作風格和影像化風格。

這一次博納和程耳的結合，把程耳的個性化風格和商業片類型進行有機地融合，于冬認為這樣的作品可以叫作“商業藝術片”，實現了中國電影創新表達的突破，也實現了博納影業在主旋律題材上的又一次突破。

上海三四月份的疫情封控還是給《無名》的拍攝帶來了一定困難。很多之前搭好的外景都被拆掉了。轉戰另一個外景地拍攝，劇組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恢復原來的景別。這些過程都是要耗費巨量時間、精力和金錢。

作為總制片人，在于冬的制片準則中，該花的錢一定要花，不該花的地方堅決不花。這種預算控制之下，博納往往有余力幫助導演進行補拍，提高電影的完成度。

于冬知道，補拍對于投資人而言往往意味著災難。殺青意味著拍攝工作的結束，如果想要補拍，往往意味著投資人需要重新投入巨額的資金。

但是在影片質量和投入之間，于冬還是會選擇質量。于冬說他沒有“忘本”，他時刻都記得自己來自電影學院，沒有忘記自己為了“離電影更近一點”的夢想而選擇電影行業的初衷。哪怕今日于冬已經成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，那些曾經在階梯教室拉片的日子，曾經在文學社團創作文章的時光，曾經與同窗討論劇本到深夜的光景，依然時常會從于冬內心最深處跳出來，提醒自己，永遠是一個電影極度熱愛的文藝青年。

所以，這是于冬作為企業家，也是一位電影人，與創作者之間的共通之處——對制作的高標準訴求之外，對藝術創作，仍然有著一腔熱血的表達。所以他常常經不住導演的創意誘惑，無論是追加預算，還是讓導演放開手腳，終究是要去盡量滿足創作者的意圖。這既是幫助創作者圓夢的契機，也是自己對電影藝術追求的體現。

最終，博納的影片往往會權衡平衡制片成本中，從而兼顧投資收益和藝術完成度。

談及春節檔，于冬最關心的可能還是觀影人數的問題。去年春節檔有50%和75%的座位限制，大量座位空置的情況下，影院不得已提高了票價，造成了觀影人次的惡性循環。2022年春節檔比2021年的觀影人次減少了4600萬。

于冬認為，院線和片方應該普惠中小城市的低收入人群觀影需求，今年又沒有了限座的要求，可以適當地把票價打下來，讓更多觀眾走進影院。而他也堅信，今年春節檔各家都拿出了質量過硬的作品，輔以普惠親民的票價，中國電影市場的回暖就在不遠處。

“讓更多的人走進電影院去看電影，是我們這一代電影人的責任”，于冬說。